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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家早先的老房子里，有一架老式的钟表，钟表的玻璃缝隙里插着一张祖父年轻时候的照片，后来随着老房子的拆毁，这张老照片也不知所踪了。我只记得那是祖父年轻时，在东北出门谋生时拍摄的，穿着呢子大衣，身材并不高大，但是风华正茂，器宇不凡。祖父年轻的时候跟着他的表哥在东北谋生，和外国人打交道。他们两个都属于人聪明勤快、又会说话，所以混得风生水起，尤其是我的表爷，精通多国语言，我爷爷是跟着他跑腿儿，他们两个感情极好。

后来我表爷跟着美孚石油公司的老板去了美国，临行前给我祖父留下一大笔钱，他让我祖父回老家置办家业。那时候我祖父经常去天津的一家汇丰银行取钱，后来村里人还和我说起来，说祖父每次回来都带回一箱银元，外面用一个柳条筐包装好，通常走运河水路，也有时雇一辆轿子车（马拉的那种），但很少，因为据说车上装了钱太多，跑起来会带起很大的尘土，引得劫匪出来打劫，好像祖父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险事，把他和车老板都吓得够呛，拼命地赶车，一路马不停蹄跑到家。回来后开始置办田产、房屋、牲口等等，在表爷他们村办了一个学校，免费让村里的子弟上学，在家门口常年拴着几个牲口，供村里的人们随便使用。后来祖父开始给自家置办家业，刚刚在东乡买了二百多亩地，还没有来得及经营，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，一夜之间表爷家划成了地主，好在村里人都感激表爷家做了很多善事，没有进行批斗，只把田产等充了公。我家里买地的事村里不知道，所以未受到牵连，这在当时来说已经是万幸了。

后来我表爷还是回国了，但当时二战已经起来了，想回国谈何容易。好在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搞到一张日本天皇签署的特别通行证，还算比较顺利地回到国内，但是家里几乎是一无所有了。表爷用这张特别通行证还救过我们村的一个人，当时好像是有个伪保长讨小老婆，我们村的那个人没有摊钱，被记恨在心，后来伪保长就说他通共，被日本鬼子抓到沧州去了，命悬一线。正好表爷来找我祖父，他也会讲日语，回家拿了那个通行证，到沧州硬是把人救出来。后来祖父说起表爷，当时看从美国回来是不对的，做的最正确的是日本人想让他当翻译，他没有答应，不然抗战胜利后非枪毙不可。其实在社会动荡时期哪有什么对错，作为普通百姓，能在乱世保全性命已经是很大的奢望了。

我们家早些年雇了一个长工，山东人，叫孟斗，祖父回家乡后，他们就结伴种地，他更像祖父的一个老朋友，经常两个人在地里干活，休息的空当聊起天来，就把干活的事忘了，一直聊到吃饭时间回家。孟斗老家好像也没什么亲人，在我家住了好多年，解放以后才回到家乡去，从此便没有了消息。祖父年轻的时候做过很多事情，喜欢喝酒，尤其是回到家乡之后，除了种种地，然后就是养养花，喝喝酒，日子倒也过得从容。我父亲是祖父最小的孩子，我出生的时候，祖父已经七十多岁，他种的花也已经零落殆尽，我只记得还剩几盆夹竹桃长得已经很高大，我曾吊在枝

原书风貌

叉上荡着玩耍。我在家里是他最大的孙子，他常常逗我玩儿，那时候我家的柜上常放着一个酒壶，他出来进去时不时喝上一口，有的时候拿筷子蘸点儿酒抹在我嘴里，辣得我龇牙咧嘴哭闹起来，然后再哄我，常常是背着我（那时候他背我已经很吃力，就边走边喊着号子）沿着运河去镇上的小饭店，他喝一点酒，给我弄两个小包子吃，然后回来。

他晚年就越来越糊涂了，常常对我喊伯父的乳名，我的伯父十几岁时，国民党到处征兵，就逃到天津去了，后来一直在那儿结婚生子，很少回家，这也就成了祖父的一块心病。祖父去世的时候八十几岁，当时来说也是高寿了，我大约七八岁，对生死还没有概念，只是想到他对我的种种好，想到今后再也见不到他，眼泪便止不住流下来。

原书插图（作者自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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